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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教育應超越“生存教育”的邏輯

              [編輯:中職網] [瀏覽次數:] [來源:全國中等職業學校學生信息網]

              “以后看清我們六個人的臉,我們來了,就是查寢……這是咱生活女工部長張美玉……”當黑龍江職業學院一段查寢視頻在網上躥紅后,和張美玉同屬于該校工商管理學院的畢業生劉洋對此并不陌生。“這樣嚴苛的查寢年年都有,我入學那年也是這樣,套路一模一樣。”劉洋說,“我們學校還好,有的專科學校真的存在一些惡霸、小混混,這樣查寢就是為了鎮住這些人,這是有原因的。”

              黑龍江職業學院(簡稱“龍職院”)是該省省內辦學規模最大的綜合性高職院校,號稱在全國1200多所高職院校中排名前50,被當地民間戲稱為“東北小清華”。學校有兩個校區,其中一校區位于高校林立的市中心。與龍職院一街之隔的,是哈爾濱理工大學、黑龍江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等一本院校,四五公里之外,就是黑龍江省內在全國排名最高的學府——哈爾濱工業大學。

              但中國職業院校與本科人才培養質量的距離卻遠沒有那么近。職業教育本身面臨著中高考分流后造成的生源的先天不足。江蘇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講師杜連森在一篇論文中提到,職業教育帶有重管理、輕技能的特點,并假設這樣的管理模式又與生產現場技能降級的用人需求相契合。杜連森說,中國職業教育更多承擔生存教育的功能,本科以上教育被視為擁有更多階層躍遷可能性的地位教育。中國職業教育的蛻變,既需要教育內部提高質量,也需要中國產業的升級。

              在張美玉等人查寢的視頻爆火后,又一段該校工管學院男寢查寢的音頻曝光。音頻中,查寢的大二學長疾聲喊著大一新生下床來站好,學長一番自我介紹后,命令新生叫“學長好”。張立幾年前就讀于龍職院機械工程學院機械制造與自動化專業,當時也遭遇過類似的查寢。

              張立記得,入學第一天報到沒有課,包括他在內的寢室七個人去外面聚餐,唯一剩下的同學住在上鋪,當晚被從床上叫下來9次迎接查寢。這樣嚴格的查寢基本在大一開學前兩周。視頻中張美玉等人的查寢也發生在這一時期。張立說,穿統一的西裝查寢是學校要求,為的是讓新生信服,覺得學長挺厲害。

              在龍職院,查寢至少每天早晚各一次,除了院學生會查,校學生會也會查。查寢主要是檢查寢室衛生是否整潔,物品擺放是否合乎規定。曾擔任龍職院校長助理、教務處處長,現任黑龍江農業工程職業學院副院長的王曉典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查寢更根本的目的就是為了對學生進行養成教育,讓學生養成守規矩的好習慣。尤其對于高職畢業生來說,企業用人首先看的是其基本素養。同時,這也與高職人才服務生產一線,相較研發創新,更應注重產品規范、標準化生產的定位相契合。

              每次查寢,張立和室友都要靠床邊,分列兩排站好。要保證桌椅擺放整齊,桌面上不能有東西,垃圾袋里不能有垃圾,被子疊成豆腐塊。在劉洋看來,這樣的查寢充滿形式主義。

              報考龍職院的方式有兩種:高考統招與學校的單獨招生。過去幾年,龍職院在黑龍江的高考錄取分數線在220分至280分。單招在高考前兩個月舉行,學校自主命題,考試相對簡單。張立參加單招時,試題難度僅相當于高一月考水平。龍職校近來每年新生中,超過60%的生源都來自省內的單招。

              張立的父母是個體商戶,為了他高考后“別在家待著”,讓他上了這所專科學校。他的同學絕大多數和他一樣,來自普通家庭。根據麥可思研究院《2012 中國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年度報告》,2009屆至2011屆高職畢業生中,來自貧困地區、西部地區、民族地區的學生占比將近一半。

              杜連森2017年至2018年在國內東部發達地區某市一所五年一貫制職業學校調研,代班一個數控設備與維修專業班級的語文課。班上29個學生,絕大多數出身于工人家庭。全校更大范圍的調研,學生家長基本屬于藍領階層。杜連森說,關于這些家長給孩子報職校的目的,家長們會公開宣稱,希望孩子有一技之長。但在私下里聊天時會說,孩子在學校里能學就學,最主要的是別出事。平安度過這幾年,將來到社會上找一份工作。

              龍職院的多位老師坦言,對于學生,如果不嚴格管理,走出校門可能會比入學時更差。劉洋一位室友畢業后就因為打架進了“局子”。龍職院的一位資深教師感嘆,某種程度上,學校有時像一個大托兒所,對學生只能采取像高中一樣的管理模式。

              跑早操是規訓學生的另一種方式。周一至周五每天早晨6點,龍職院的大一新生們都要開始跑操。跑操要穿系服,各個學院系服款式、顏色不同,跑操時還要喊自己學院的口號。張立說,一年四季,跑操幾乎風雨無阻。冬天跑操也要穿系服,系服很大,可以套在棉衣、羽絨服外面。跑操后,學生會體育部還要對跑操點評。如果天氣實在不好,就到教室里上早課,但這樣的情形極少,絕大多數情況都要克服。即便上早課,“大家基本上什么也不干,在教室坐著”。

              早上跑完操吃完早飯,學生們要回寢室打掃衛生,等著查寢。8點開始上課,下午5點左右下課,晚上6點至8點上晚自習。除了生病等特殊情況,晚自習不能請假,但大一新生可以花二三十元找大二學生代上晚自習。上課也可以找人代替出勤、聽課。上晚自習前的第一件事要上交手機。在龍職院,不少教室講臺一側的墻壁上,都掛著藍色的手機收集袋,上面寫著“學習改變命運”。晚自習開始后,學院學生會和校學生會來檢查,先數到勤人數,再查上交的手機數。除非一些特殊活動,需要看視頻,手機會下發,看完后,再收上去。

              劉洋說,在學校時,老師不會留什么作業,留的作業也沒有多少人做。學生可以從圖書館借書或拿其他資料帶到晚自習上,但大部分學生也不會看書,由于不能玩手機也不許聊天,學生們只好干坐著。

              李妍是學校工程造價專業的一名畢業生。上學期間,她和上本科的同學對比后發現,其實本科院校更自由,職業院校管得更嚴,跑操、查寢、強制性晚自習是職業院校的常規操作。“除了學得不如高中狠,很多時候和高中一樣”。

              職業院校中,學生會是學生管理得以實現的一方重要力量。杜連森說,職業院校的一大中心任務就是學生管理。當學校把重心放在管學生而不是教育和科研上,就會讓學生干部代替老師行使一定的管理職能,對其他同學過分嚴苛。劉洋說,他班上的同學,相較于校學生會,更大程度熱衷于參加院學生會和當班干部,因為可以借此與學院輔導員搞好關系,以此來換取一些利益。


              在龍職院,逃課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只要缺勤幾次,就會掛科,但在課堂上,學生們也不會好好聽課。孫莉是龍職院一位英語教師。在早上8點的課堂上,她總能看到因早起晨跑而犯困的學生在課堂上躺倒一片。

              張立記得,學校絕大部分課程都是理論課,少部分是實操課。對于前者,比如高等數學、實用英語以及一些專業理論課如加工工藝等,學生大都不會聽,感覺沒多大用處。

              杜連森在給那所五年一貫制職業學院學生上課時,很多學生直接躺在椅子上,一部分學生趴在桌子上睡覺,認真聽課的學生不到三分之一。他和班上學生聊過,學生說,普通高中學生學習成績好了,對考大學有幫助,而他們學習,不過就是為了畢業后進工廠。沒有可預期的學習收獲,也就沒動力學習。

              孫莉最頭疼的是上課面對一批初中、高中沒好好學習的學生。她發現有的新生連26個字母、48個音標都從來沒有掌握全過。“大學課堂就像小學似的,像教漢語拼音一樣教學生。”在多位龍職院學生的記憶中,英語課學習的是沒有超過高中教學范疇的四種時態,考試補空缺字母的單詞不超過四個字母。語文課結業考試要求寫一張初中乃至小學生都可以完成的便條。

              “職業教育處于教育體系中間一部分,其前端的教育質量并不由職業教育本身決定。”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職業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和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高職生源大多來自普通高中畢業生,部分來自中職畢業生。中職生源來自九年義務教育,也就是說職業教育的生源質量由基礎教育決定。“應該去問基礎教育怎樣輸送更高質量、更均衡的生源。”

              龍職院的一位資深老師說,高中那么多影響高考“生死攸關”的課都不學,到這里就能愛學習了?“所以我們只能降低教學、考試的難度,簡單的會就行了。不讓這些學生畢業,教育主管部門又不允許,這就是矛盾。”

              職教的生源并非沒有高光時刻。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成績優秀的初中畢業生曾經也是中職教育的生源。在統招統配模式下,這些學生能得到比現在大學生還要好的就業安排。但在2000年高校擴招之后,職業教育的地位大不如前。龍職院的前身之一是黑龍江機械制造學校,在歷史上,這家中職院校曾為東北的重工業培養出大量機械制造人才。龍職院“東北小清華”的美譽正來源于此。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與繼續教育研究所所長孫誠分析說,關于學生的分流,未來應該更人性化些。依據分數分流只是現有政策制定視野內更簡單的管理方式,未來該有替代的方式。像一些發達國家,在一些基本考試分數的基礎上,學生和學校可以雙向選擇,不只是根據分數被動選擇,否則會對學生自信心造成很大打擊。

              劉洋當年高考填志愿時,父母被龍職院的“校企合作”、就業有保障及半軍事化管理的宣傳文案所吸引,因此報了該校,并選了物流管理這一看起來很有前景的專業。從大二起,劉洋開始上更多專業課。他原本的設想是,作為專科學校學生,通過三年學習成長為物流管理的專業人才,頭腦中能繪制出整個物流系統組成及運轉的清晰圖景,但他的想法落空了。如果現在問他什么是物流,他的回答就是送快遞。

              授課老師來自校內和校外企業,為的是打通校企間壁壘,幫學生建立生產一線的視野。劉洋記得,一門關于倉儲的專業課,請來的是某公司物流部門的負責人。課上,老師抑或大談企業文化,或暢聊自身貢獻,讓他感覺不到有什么可以攝取的專業知識。對課本內容,則照本宣科,“哪種貨物放在哪種艙,打包流程是怎樣的,這都是很表面、可以猜到的知識。”

              在校學習時,他感受不到物流行業的技術含量。學校有一個占地100多平方米的模擬物流倉儲倉庫。三年里,他和同學也就用到三四次,在里面嘗試開一下叉車,往傳輸帶上放模擬貨物的盒子,用扎帶試著封箱。大二“雙11”前后,他和同學去順豐送了半個月快遞,作為其前兩年僅有的現場實習。

              龍職院2017年起開展了為企業“訂單式”培養人才的機械制造與自動化專業現代學徒制班。該校機械工程學院教師周延昌2020年在對此項目的一篇總結中提到:學校教師理論比較強,但是實操能力較一線師傅有所欠缺;而企業師傅一線操作經驗豐富,但是語言表達能力欠佳。理論和實操都強的教師數量偏少,無法形成規模。

              孫誠說,中國職業教育的一大特點是,這里既匯集了中高考分流的學生,也有著被本科院校、普通高中攔在門外的老師。師生雙方都帶著一種不情愿的情緒來到職業院校。而中國的教育體系中極少有對于職教教師的專門培養,本科院校和職業院校對于老師技能和素養的要求是不同的。在龍職院,相當一部分教師都是在普通高校讀完本科或研究生后直接到學校工作,不了解產業的實際情況,也沒有實操經驗。

              王曉典說,實際上,要培養一位沒有實操經驗的教師掌握一線技能,要遠遠比教會一名企業人員如何教學的成本更高。此外,在職業院校,專業隨產業而動也會有滯后性。

              職業院校還有著相當比例的編制外工作人員,不享受財政撥款,而本科院校教師編制足夠,就不存在這一問題。2014年,中國高等本科學校生均公共財政預算內事業費支出18576元,是高職高專學校約1.89 倍;生均公共財政預算內公用部分教育經費支出為 8932元,是高職高專學校的約2.05倍。職業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教師的晉升通道也有差別。在黑龍江,職業院校教師評高級職稱的比例26%左右,本科院校這一比例為50%左右,這些因素都造成職業院校教師數量不足,質量不高。

              龍職院實行的是“2+1”的培養模式,即第三學年學生進入企業頂崗實習。張立記得,大二下學期結束后,各家來招聘的企業先將招聘信息發給輔導員,輔導員再將信息發給學生。當年,供張立所在專業選擇的企業有二三十家。他挑選了杭州一家制造新能源汽車散熱部件企業。看上去不錯,工資也挺高。等到實習,他才發現“上當受騙”了,這就是一個電子廠,他每天的任務是給電磁閥的線圈焊接電路板。

              在工廠里,每天的工作從早上8點開始,到晚上8點結束,中午和晚上各有40分鐘吃飯時間,上下午各有10分鐘休息,其余時間都要不間斷工作。每天他要焊接1500個電路板,平均下來二十多秒完成一個。焊完后,他要自己檢查一遍。如果發現產品不合格,就要挑出來,貼上不良品標簽,避免產品往下流轉。

              生產一線的要求都很嚴格。張立參與的項目有三條生產線,一條生產線十來個人,每條生產線配有一個班組長。每焊接完五六十個電路板,他就要拿給下一環節的同事檢查。這一檢查環節會更細致,如果發現批量不良品,班組長就會立刻叫停生產線,倒查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先看能否對產品補救,之后會張貼通報批評。第二天晨會,班組長還會嚴厲地提及此事。如果批量不良品在終端被查出,月底還會扣績效工資。每個周末都要加班,工作時長和平時一樣。

              雖然這家企業的實習報酬還可以,算上加班費,張立每個月都能拿到六七千元。但這樣的工作還是令他感覺枯燥,學校學的東西也幾乎用不到。最開始,他每焊接完一個電路板會檢查十幾秒,大約一個月后,他已經練就了用耳朵辨別焊接好壞的能力。“如果焊接過程中,聲音不是那么平順,有刺耳的聲音,就可能焊壞了。”

              張立和汽車配件企業簽訂的實習合同為一年,實習完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工廠也缺人,怕我們走,但留在那里就是廉價勞動力”。但在按學校的規定實習滿半年后,張立和同學們就相繼離開了那家企業。

              在杜連森代課的那個班級,班上29名學生畢業后在工廠一線工作的只有5個人,占比20%,其余同學加入了餐飲服務、快遞外賣、中介、汽車銷售等行業。全年級工程類畢業生兩三百人,畢業后在工廠工作也大抵是這一比例。

              多位龍職院老師說,國家對于高職人才培養的定位是一線的技術工人,像設計、研發等更需要腦力和智識的崗位都需要本科及以上學歷。而職業院校學生不愿再從事制造業,也引發著制造業空心化的討論。

              杜連森認為,從長遠來看,國家產業鏈要逐步向高端轉移,這樣一部分工人就可以從事部分高技能工作崗位,使他們有盼頭,能在制造業扎下根來。但即便產業升級,對于中國這樣大的國家,短時間內全部過渡到高端制造業也不大可能。未來還會有部分低技能的崗位,國家要有一些保護措施,做好對這部分人群收入的保障。與此同時另一個趨勢是,隨著機器換人,部分勞動力會從制造業外溢到服務業領域,從長遠來看,這一趨勢不可避免,致力于制造業的人會越來越少。總的來說,就當下職業教育的現狀而言,產業升級也會倒逼職教領域的教育改革。

              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久負盛名。王曉典去年到德國考察,他發現,與中國的職業教育是由教育部門主導不同,在德國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中,行業協會發揮著重要的橋梁作用。行業協會制定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標準,分發給企業和學校。企業和學校再分別定具體培養計劃。學生在培養全周期,每周會有一定時間在學校學習,剩下的時間到企業實習。畢業時,教育部門會組織學生的結業考試,同時學生還要參加行業協會的考試,拿到從業技能的合格證。在人才供給緊張的大背景下,德國中小企業主對實習的學徒都很好,給其豐厚的待遇,會盡心教授其技能,為的是將人才留下來。在德國和日本,還有著工匠精神的傳承。在中國,想要煥發起企業培養人才的積極性,應給予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

              和震認為,要提升中國職業教育的質量,除了提高職教的內部質量,還要拓寬、修通一線勞動者職業上升通道。“中國的高技能人才的比例是發達國家的五分之一,這說明很多藍領工人無法上升到高技能的技術等級,沒有被社會認可。”發達國家藍領、白領工資差距基本上都很小,而國內管理層和一線勞動力比起來,工資相差太大。

              杜連森在一篇論文中提到,當產業工人階層地位較高時,職業教育就會是一個富有吸引力的選擇,能留住社會的優勢階層,反之會成為社會弱勢階層的無奈選擇。職業教育應超越“生存教育”的邏輯,走向“發展教育”,促進社會弱勢階層成為中產階層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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